谭鑫培《定军山》剧照

  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街中国电影诞生地“大观楼”电影院

  中国电影博物馆中以蜡像展示的《定军山》拍摄场景图据东方IC

  曾是穷山村里的苦孩子,辍学而拜师学木匠,有幸修建富贵人家的豪宅得赏识,随富贵人家公子进了北京城,机缘巧合接触了照相机,爱钻研的他开了火遍京城的照相馆,迷恋光与影的他,不服外国人拍电影,拍下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功成名就行千里,可他总惦念着回乡出资办学,学校正式开学那天,他的眼睛湿润了……

  他是“中国电影第一人”任庆泰,法库县四台子村人,一生乐善好施,广交宾朋,最终在国家内忧外患严重的年代忧愤而逝,“我的一切家国抱负,都源自家乡情。”

  生而贫穷,他为进私塾念书与父抗争

  清道光三十年(1850)农历十二月十八日晚,任庆泰出生在法库四台子村一间土房的火炕上。这个胖胖的男婴那嘹亮的啼哭并没有给土房里的父母带来多少欢乐,反倒增添了不少遗憾和烦恼:任家虽为旗人,但并没有太大势力,只有十几亩薄田,本就过得艰难,家中已有俩男孩,父母其实想要的是女孩。遗憾归遗憾,既然孩子降生了,父母还是要养大的,给他起名“栓柱”,意思就是就此拴住,不再要男孩。

  命运不可抗争地注定了任庆泰要忍受贫穷,襁褓之中的他,吃的都是母亲嚼碎的小米面,营养不良的他在3岁那年得了重病,因无钱医治而奄奄一息,险被抛弃。

  一次,任庆泰跟哥哥外出拾柴时偶然路过当地财主家,看到里面办了私塾,他也像村里其他孩子一样围在门口看热闹。“原来这就叫念书啊,真不错,我要跟我爸说,我也要念书。”父亲却不同意,任庆泰就与父亲抗争,终于在9岁那年以每年五斗粮的“学费”进了私塾。三年后,任庆泰没有像父兄一样种田,而是转而学手艺去了。

  小木匠拜师学艺难自立门户得赏识

  任庆泰来到了村里的木匠世家当学徒,学徒生活总是艰难的,必须懂事、勤恳、吃苦耐劳,把师傅伺候高兴了才能教点手艺。所以,刚来学徒的任庆泰成了师傅家的小长工,打扫院子、拔草喂鸡、抬运木料等重活累活都抢着干。即便这样,师傅传授一技之长时也很保守,生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任庆泰暗中留心,很快就把盖房子、打家具的主要技术记牢了,渐渐发现师傅也没什么绝活了,就产生了自立门户的念头。

  任庆泰为人家第一次盖房,是他15岁那年的秋天,房主人是本村的,与任家沾点偏亲。房主人家不富裕,请任庆泰主要是想少花点钱。他精打细算,果然为房主人省了不少钱。1865年,任庆泰被选取修建僧格林沁陵寝,结识了京城木工技师金福长,学到了更为精湛的木工技艺。1872年,任庆泰为富豪于家修建宅院,并成功化解了于家因更村名与本村村民的纠纷,受到了于家在京的于子扬的赏识,将他带到北京。

  凭手艺立足京城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

  1876年春天,于子扬将相机设备赠给任庆泰,这是任庆泰第一次接触相机,爱钻研的他很快掌握了技巧,越学越精,有幸从日本学成归来,在京城开设了第一家中国人开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一度火遍京城。后得恭亲王的赏识,推荐给慈禧太后,并成了第一个为慈禧拍摄照片的中国人。

  任庆泰拍电影的初衷,主要是意气用事,他从来不认为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鼓捣的东西中国人也能整,于是他便开始筹划拍电影。拍什么内容合适呢?任庆泰分别找了金福长、李青山、于子扬、谭鑫培等友人一同商议,决定拍摄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故事——《定军山》。《定军山》是一部默声戏曲片,共为三本,每本10分钟左右。影片制成后,1905年农历六月正式问世。任庆泰既是策划,又是编剧,既是摄像,又是导演,既是制片人,又是剧务,而《定军山》的拍摄,把民族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形式相嫁接,促进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也丰富了世界电影的内容。

  花甲之年捐资办学不舍家乡情

  1911年,任庆泰坐着火车回到了家乡法库,一路上他想起了很多家乡的人和事,如电影般在思绪中闪过。任庆泰为报达家乡的养育情,决定在法库四台子村捐资办学。

  任庆泰将校址选定在四台子村的西北部,砖平房正房三间,为学生课堂,厢房两间,为教师宿舍和厨房。校址选定后,任庆泰决定将私塾改为义塾,分设男女二班,学生免除学杂费,高薪聘请两名资深教师,除了教授农村应用的生产生活常识外,还按北京小学堂的标准教授语文和算术两科,教师的薪水和义塾的日常经费,均由任庆泰负担。

  学校正式开学的那天,听着朗朗的读书声,任庆泰的眼睛湿润了,乡亲们的眼睛也湿润了……

  后来的十多年中,任庆泰经常在北京和法库两地之间奔走,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上,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校舍由原来的5间扩大到20间,学生人数增长到了三百余人,学校被命名为“双台子私立两级小学校”。1946年至1947年,学校被命名为法库县四台子第二中心校,1948年法库解放后至今,为四台子村小学。

  家国遭难忧愤而逝子孙后人在沈

  后来发生的三个历史事件,让任庆泰悲痛不已:一是张作霖于1928年6月乘专列退回关外,在奉天皇姑屯被炸身亡,与张同时遇害的还有任庆泰的好友吴俊升;二是杨宇霆于1929年在大帅府老虎厅被张学良枪杀,同时被杀的还有任庆泰的好友常荫槐;三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由于过度悲伤和忧愤,任庆泰卧床不起,于1931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任庆泰长子任凤阁在沈阳,生有三子,曾孙任佩时居住在沈阳,任庆泰的五世孙、六世孙也分别在沈阳、法库等地生活。

  沈阳晚报、沈报融媒主任记者唐心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