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01年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办法》，对胚胎到底是属于生命还是属于物没有明确规定。此外，如何让老人们获得胚胎的监护、处置权，如何将受精胚胎变成一个生命，如何送四枚胚胎出国代孕，如何让代孕的孩子成功回国等等，这些问题对律师、代孕机构和老人们来说，都是新的尝试。
2017年12月9日，甜甜被一名28岁的老挝籍代孕妈妈带到这个世界，浅浅的眉毛，深深的酒窝。
“就会笑。”从甜甜身上，刘曦的母亲胡杏仙看到了女儿的影子：“眼睛像我女儿，但还是像他爸爸多一点。”
“没有医院敢接收受精胚胎”
胡杏仙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受精胚胎时的情景：一根筷子长的玻璃导管，里面充满白色的雾气，“什么也看不见”。由沈杰的精子、刘曦的卵子结合而成的受精胚胎，就藏在这团白雾里。
从这枚受精胚胎形成开始，它就保存在南京市鼓楼医院——沈杰、刘曦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的医院。二人过世后，4位老人打了近一年的官司获得了胚胎的监管权、处置权。他们要把胚胎从医院里取出来。
2014年9月，沈新南刚一拿到法院判决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鼓楼医院。他以为，有判决在手，取出胚胎再无障碍。
但鼓楼医院给沈新南开出两个条件：一是要让当地法院执行庭的人一起来取；二是胚胎只能由医院转给医院，不能转给个人，所以需要另一家医院开出接收证明。
为此，新京报记者今年3月找到了鼓楼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王玢，她拒绝回应此事。
在宜兴，沈新南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人脉也广。但找到一家医院开出接收受精胚胎的证明，还是把他难倒了。因为彼时，沈杰、刘曦均已去世，无法进行胚胎移植手术，而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没有医院敢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为了绕过接收证明，仅2015年，沈新南就从宜兴往南京跑了30多次，但根本没用，“医院的大领导见不上面，小领导又做不了主”。
一次，有个朋友向沈新南介绍了一个人，那人称可以托关系把胚胎拿出来。沈新南没多想，塞了钱，送了礼。那之后，那个人的电话打不通了。
直到2016年6月，沈新南才在一家代孕机构的帮助下，从老挝的一家医院里开出了这份证明。他和代孕机构还分别购买了液氮存储罐，以保证胚胎始终处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环境里。
2016年12月20日，4位老人、2名代孕机构员工、3名宜兴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鼓楼医院。医院实验室的人拿着液氮罐走进会议室，只用了十几秒，就把盛有受精胚胎的导管取出，迅速插入沈新南等人带来的进口液氮罐。
曾打官司讨回儿女受精胚胎
说起5年前的意外，胡杏仙仍会落泪。
彼时，沈杰、刘曦结婚两年，一直没有孩子。在沈新南的经济支持下，小两口在南京市鼓楼医院尝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13枚胚胎中，医院冷冻了4枚，预计胚胎移植手术时间为2013年3月25日。
意想不到的是，手术前5天夫妇二人突遇车祸，不幸离世。由于事发时没有目击者，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摄像头，事故原因至今不明。
几个月内，沈新南夫妇一共暴瘦了近60斤。沈新南还曾带着妻子邵玉妹去医院检查身体，想要再生一个。但邵玉妹“身体一下子垮掉了”。50多岁的人，吃中药，看医生，尝试过各种办法均无果。
对老人们来说，鼓楼医院里冷冻着的4枚受精胚胎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他们要把胚胎取出来。
当时，中国尚没有男女双方均离世，双方父母向医院讨要受精胚胎的司法案例；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只是禁止了胚胎买卖，禁止了国内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但对于未移植的胚胎如何处置，未做规定。
沈新南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通。他请来了律师李云（化名）。
在李云提议下，两家老人商量后，2013年11月，沈新南夫妇将胡杏仙夫妇告上法庭。
“起诉医院风险太大了。”多年后，沈新南向新京报记者解释，被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胚胎从医院里拿出来。
一审时，宜兴法院将南京市鼓楼医院追加为第三人。经审理，法庭认为“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并驳回了沈新南夫妇的诉讼请求。
但在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时，法庭充分考虑了伦理和情感因素，认为沈杰、刘曦遗留下来的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因此，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又可减轻其丧失子女之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