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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13 8 7 28
德国 11 19 14 44
法国 11 11 12 34
意大利 8 9 11 28
匈牙利 8 4 5 17
澳大利亚 7 16 12 35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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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蔑称与奥运会有关吗?

现在关于“东亚病夫”的起源,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来自英国人的报纸,一说是来自柏林奥运会。“正统”的词条往往把二者掺到一起。先由英国报章而起,后定格于柏林奥运会——在1936年的那次奥运会上,中国参赛运动员第一轮全部淘汰,无一进入复赛。

那是晚清时期,英国人在上海租借创办的颇有名气的英文报纸——《字西林报》,意译《北华日报》。该报于1896年10月17日登载一篇文章。对萎靡的中国人以尖刻挖苦:“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东洋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大家都知道翻译这篇报纸的是梁启超先生,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没有记录。只知道作者是个英国人,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北华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发现写作动机是两个连带事件:受“欧洲病夫”启发,评价中日甲午战争。

英国人在以“病夫”评价中国之前,早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了另一个帝国头上,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奥斯曼帝国有前突厥帝国的前身,可谓世界最后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17世纪正是航海国家“日新月异”红红火火的时代,但却是这个最后一匹巨型草原狼老去的谢幕时代。早在17世纪,漫游世界的航海大国荷兰,就看出了奥斯曼帝国病根,荷兰领事在向国内报告中指出——“现在此地情况已达到人人为所欲为的程度,其有权者尤甚,从这一点便可窥见该国的状况。现在已不是一根柱子折段或削弱的问题,而是国家的四根支柱,即宗教,法律,政治,财政全部崩溃……每个人不妨扪心自问,长此以往,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不是身体问题,而出在“国家的四根支柱”的腐烂——政治腐败、信仰破产、法律废弛、经济崩溃。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周年半的日子,东方帝国中国被后起之秀日本打败,联系到硕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荷兰欺负,所以一个“欧洲病夫”,一个“东亚病夫”就这样“排列组合”了。

至于后来所言的柏林奥运会,其实和“东亚病夫”的固化没多大关系,中国运动员“无一进入决赛”是实,而“第一轮全部淘汰”说法有误。

事实上,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出现不少英雄人物。他们在抗战爆发后,很多人加入了国民军,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就像王润兰,卢沟桥事变后毅然入伍,任国民军三十二军补三团三营排长。

可见,摘掉“病夫”帽子,与奥运会拿多少金牌没多大关系。随着世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体育的真谛在于全民健身和职业化而非过度解读为国家荣誉。国运与体运并非因果关系。就像印度这个国家,在奥运会甚至亚运会上经常颗粒无收,但却从来没有一顶“南亚病夫”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虽然不是个个身强体壮,但是整个民族没有迷失政治前途和信仰。

所谓病夫,不在身体,甚至不在个人精神状态,而在“国疾”。晚清时的中国,虽深受鸦片之害,但也并非个个都是大烟鬼,那时也出现不少“拳打东西两洋”的“霍元甲式传奇”,他们在银幕上打败俄国大力士与日本武士很容易,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东亚病夫”面貌。

百年风云中,中国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脱胎换骨一共有两次机会,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二次是二战结束成为“战胜国”。中国接受日本投降时,世界不再有人对中国喊“东亚病夫”,因为那时中国有个响当当的称谓——“世界四强”。一如1923年基马尔领导人民推翻奥斯曼帝国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欧洲病夫”的帽子就从他们的头上彻底消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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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遭遇不得不重视金牌

当今很多人对金牌的兴趣不那么大了,甚至不少人提出应该改革举国行政金牌体育体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上来。这的确很有必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金牌情结并非中国人的特殊喜好,在60多年前,这样做是必须的。

长期以来,“东亚病夫”的形象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在运动场上处处落后挨打的经历也在伤害着中国人的自尊心。新中国成立,第一代领导人就把发展体育运动摆在工作日程上。多年的贫困和连年战争,使得中国竞技体育几乎一片废墟。

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他们在体育上的完备管理体制给了中国代表团很大启发。回国途中,代表团途经苏联,参观了莫斯科等地的体育设施,并全面考察了苏联体育运动、特别是体育管理方面的情况。当时中国不像苏联,没有一个体育管理机构,全国体总只是群众性团体,体育由团中央军体部协调。

1952年8月21日,年轻的41岁的团中央军体部部长、全国体总秘书长荣高棠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上书党中央,汇报我国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并就加强体育工作提出四点建议。9月6日,民主人士、教育部长马叙伦又把内容相似的建议上呈政务院。

中国重视竞技体育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除去一穷二白的中国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屈辱,还有国际上对中国的孤立,乃至鉴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

这对中国、对中国运动员是十分不公正的,整整几代运动员在国际奥委会这个错误决定下,失去了国际间的交往,使他们的青春年华无法在国际大舞台施展,中国的体育爱好者也无缘欣赏到精彩的比赛。这促使体育界更加努力地为国家为民族争气。

50年代是充满理想的时代,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令世界瞠目的成绩。1956年中国产生了第一次打破举重世界纪录的陈镜开,1957年产生了首次打破跳高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郑凤荣,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上为中国人夺取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他的励志口号“人生能有几次搏”至今仍在激励着国人。

1961年中国乒乓球获得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不仅让国人兴奋,大大地激励了在困难和饥饿中的人民。到了1965年,中国的体育在亚洲可以睥睨群雄了。

这些成功源于中国借鉴了苏联及东欧又更加强化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就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在体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被摘掉,竞技体育在国际上的优异表现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但是,十年的阶级斗争搞得人人自危,所有的运动队停止训练,使得竞技运动元气大伤。早在文革后期,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关心下,中国首次参加亚运会,但成绩与十年前相比大幅度下降,金牌数仅32枚,名次居于日本和东道国伊朗之后位居第三,和日本的72枚相比还不到对方一半。这种状况让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曾经的金牌之路因内乱而大大延误,金牌梦在呼唤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大东北肥沃的黑土地孕育着富庶,也引得列强垂涎。日本以其地理条件的便利,将魔爪伸向东北,不仅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资源掠夺、还进行文化控制。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下,东北大学诞生了。

1921年初,东北仍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几位知识分子的内心却充溢着炙热的激情。他们向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他们就是当时奉天代省长王永江和教育厅长谢荫昌。对于他们的建议,奉天省议会于 10月25日进行讨论,通过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备人才、振兴教育的议案。

1928年8月16日,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刚刚过去2个多月,身负国仇家恨的著名爱国将领、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继任东北大学校长。

正当学校蓬勃发展之际,“九一八”的炮火炸碎了东北大学的强校之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

1932年,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东北合法化的阴谋,艰难办学的张学良出资8000块现洋,资助东大体育特招生、该校长跑第一人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夏季奥运会长跑比赛。此举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有力的还击。1932年7月30日,刘长春手执中国国旗阔步走在美国洛杉矶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成为唯一的中国运动员。这也是中国首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12月9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孤军出动,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郊民巷,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评述“一二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经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并被迅速传唱。而这首著名爱国歌曲,也连同那次振奋人心的运动一起载入史册。

不要以贬低清末民国的体育为荣

中国体育,包括每个行业多年来形成诋毁我们老祖宗的习惯,为了证明现在辉煌,都要说到民国如何落后。说到100多年前,就是什么清政府愚蠢,李鸿章怎么拒绝接受第一届奥运会的邀请,他不知道田径是什么。

其实李鸿章拒绝事件是完全杜撰出来的,因为李鸿章当时办西学,在北洋水师学堂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体育项目,他对田径这些东西应该很熟悉,最后大家编故事说李鸿章不知田径为何物,都推到他头上了。为什么现在掀起一种民国热?

而很多老学者都怀念老北大、老清华、西南联大,那也是民国的产物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仅是近代中国教育也是这个体育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他明确地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他在北大身体力行地扶持体育,赛跑、球类、摇船、游泳、体操等运动项目,蔡元培还聘请近代型的体育导师,指导田径及球类运动和骑术,1922年后增设体育教师,规定每周3学时,教授学生习练柔软体操和各项球类,预科生作为必学的体育正课,本科生自由选习。这些舶来品开始在北大出现,这在当时还真是件新鲜事儿,后来也渐渐推广到我国各学校中。

说起体育来,难道说我们在总结中国体育的时候,不应该歌颂那些在民国年代,包括晚清那些为了中国体育而奋斗的人们吗?早在清政府没有灭亡之前,他们就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的一些体育。早在1904年,清王朝就批准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大力推进体育的普及,它明文规定各级学堂要增设体育一科,这是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的重要章程。

应该承认,这些措施造成了西方近代的竞技体育在学校中快速发展,其积极进取的竞争性和有力体魄强健的作用,深受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喜爱。体育进入教育体系,是学校近代教育和体育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一个标志。

说到奥运会,尽管拿的是鸭蛋,成绩很差,但是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的奥运会多么悲壮,有多少仁人志士,虽然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去参加的,但是要知道,1936年那次奥运会,在寥寥可数的奥运运动员当中,有据可查的有3名运动员是战死在战场上,其中拳击队有两个。

如果这几位烈士出现在林彪的115师或者贺龙的120师刘伯承的129师,他们早就名扬天下了,成为多少年来歌颂的英雄了。